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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关于《武训传》的讨论


编者按

文艺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今天浪潮将带大家回顾新中国早期的文艺批判运动。


文艺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


因而,“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2]


既然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那么不同于以往一切时代的文艺的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自觉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往的文艺,不自觉或半自觉的为本阶级服务,这样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把文艺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3]


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并采取相应的态度对待文艺: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 [4]


这又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学习有了一定的要求。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5]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7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22页。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04页。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05页。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4页。



要使文艺工作者能够具有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其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这是文艺的政治性方面,同时还有文艺自身的创作水平问题。要想提高创作水平,首先就要解决文艺的来源问题。


“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1]


其次就是要认识清楚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


“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2]


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而且这两者都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导向。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7-818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8-819页。



在文艺类型方面,“延安文艺”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同时,除了文艺创作,还有文艺界的斗争,“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1]与文艺创作的标准相应的,文艺批评也有两个标准,政治和艺术。政治说的是文艺创作在客观上是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能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同时,“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2]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的文艺界也开始了整风,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文艺”诞生了中国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家,创作了大量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24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26页。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称这次文代会实现了解放区和白区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会议确立了“现实主义”为主导,批判性的吸收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的方向。此外,建国后,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国家的行政、教育或文艺机构之中,很多具有行政级别,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极大地提高,有“三名三高” [1]的说法。


既然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那么也就需要新的文艺与之相适应。这就既要继承延安文艺的传统,又要开创新时期的文艺作品;既要赞扬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又要批判社会中反动的、落后的现象,鼓舞人民继续革命,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实际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还广泛存在,这就需要文艺批判的斗争。文艺批判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引发的。


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演,它讲述了清末山东的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武训依靠乞讨和当地乡绅的资助,开办“义学”,影片中还有一个失败了流亡到此的太平军作为“反面人物”。在影片结尾处,借小学老师之口说武训的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片公映后受到了热烈赞扬,然而,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这一电影进行了批判: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2]


[1]即:“名专家、名演员、名教授,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

[2]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6-47页。



首先,这部电影实际上否定革命,推崇宣传反动封建文化的人,这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是违背的。而且在全国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的时候,《武训传》歌颂一个推行旧文化的人,与新中国正在城市和农村推广的全民识字、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新风尚”背道而驰,而这些新的文化知识才是劳动人民解放所需要的。


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钟惦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文章揭开了文艺批判运动的序幕,之后就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文艺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实际上就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作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民事业的作品,真正发挥出其作为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的作用。


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批判抱有很大的偏见。既然文艺是社会的一部分,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那么建立新的社会,就要批判旧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认为文化独立于政治的资产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希望旧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可以在新社会不受批判,这实际上不是超阶级,而只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况且,文艺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是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的,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能为劳苦大众服务,甚至有悖于劳动群众的解放,难道不应该批判吗?资产阶级将劳动群众踩在脚下,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对所谓“高雅”的文艺指手画脚,这样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


新中国的文艺批判运动,在不同时期都在进行,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文艺批判运动的出发点和历史作用都不尽相同。历次文艺批判运动,对于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污蔑的。有些人将这样的运动说成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权,甚至说成是毛泽东与文人的私仇,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是不顾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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